郑永年档案
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上北大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个人心中有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
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ChineseNationalismin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年到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向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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